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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恩祯

    1938 年3 月,我出生于避难之地鄞县东乡柯何董村。1949 年秋,我从宁波鄮山小学毕业。由于宁波在当年5 月解放,使我有机会跨进中学之门,摆脱了三位哥哥的“小学毕业即学徒”之路。1949 年秋冬,由于从舟山群岛起飞的国民党飞机对宁波市区的狂轰滥炸,使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与此同时,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而难以继续支付私立效实中学的学费,于是停学半年,到1950 年秋,重新报考进入全免学杂费的宁波商校。

    20 世纪50 年代初的宁波商校, 充满了朝气与活力,老师精心授业,学生认真学习。无论是在课堂上, 还是在共青团等社会活动中,处处充满着一股激情向上的气氛。接受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知识,阅读《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等英雄故事,听访苏代表团成员介绍有关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等,这是属于我接触社会主义意识的一个启蒙时期。

    1956 年,刚好碰到大学扩招之年,使我这个中专毕业本该立即跨入社会的学生,有幸进入上海财经学院之门。50 年代后期的中国是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众多文化人,特别是律师在1957 年被打成右派,“大跃进” 使人民公社经济等不讲核算,由此使上海财经学院与华东政法学院显得“无用”,从而在1958 年与中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一起,合并改组成上海社会科学院,专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到1960 年,我在合并后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结束大学课程,并被分派至其中的经济研究所工作。

    我的求学经历一路走来,最后定格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上,都是出于时代的机遇。

    我所在的政治经济研究室,是一个人才济济且十分融洽的研究集体。主任雍文远教授,胸怀坦荡,学风严谨,是1961 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自主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主持者之一。王惟中教授一生正气,性格爽朗,疾恶如仇,留学德奥回国后,在中央大学等学校同时开设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两门课,新中国成立后专注于《资本论》研究与讲授,被大家尊为德高望重的夫子。沈志远教授更是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他在20 世纪40 年代出版的那本《新经济学大纲》蜚声整个中国大地,又是衔周总理之命,筹建成立上海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只是命运多桀,在1957 年被打成右派。当我进研究所时,他正在潜心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室内的一批中青年人员,都是极富个性且精神奋发。我既庆幸自己能成为这一学术殿堂中的一员,更感受到环境的巨大压力,我这个非经济学理论科班出身的毛头小伙子, 要能在这里真正立足,只能靠加倍的勤奋与苦学。

    研究室的融洽环境,给我提供了成长的有利条件。首先是老一辈学者的扶持和启迪。我曾经给沈志远教授当过一段时间研究助手,领悟从搜集资料到编写提纲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感受到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研究精神。当1962 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横遭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点名批判,所里的同仁们只能在心里悄悄地为其鸣平。

    1962 年,经济研究所集中全所中青年研究人员,举办了为期一年的全脱产的《资本论》学习班。办班的起因是1959 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上海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全国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 会上对两个所的普遍评论是:北京所的理论基础扎实,上海所的实践资料丰富。也正是因为此议论,使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姚耐下决心举办《资本论》学习班,以提高全所科研人员的理论素养。学习班的教师,都是研究与讲授《资本论》的一流专家,除了本所的王惟中、孙怀仁,复旦的漆琪生、吴斐丹等以外,还有《资本论》一书的翻译者、时任厦门

    大学校长的王亚南。这一年的学习,加上以后几年我所研读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全集中有关经济方面的著作,使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1964 年,研究所大批人员下乡参加“小四清”运动,我因健康原因而留在所里,借机潜心学习研究,写成了关于商品与价值、专业化与协作等方面的几篇文章。这些处女作在1964 年、1965 年的《学术学刊》、《经济研究》上先后刊出, 增加了我在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探索的信心。

   正当我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上初有所获的时候,却碰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上海社会科学院被迫撤消, 研究人员先是下放到干校参加“斗批改”,后又被赶往农村与工厂劳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也使我回到重新恢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此时似乎充满了一股要追回以往丧失时间的无限激情,参加值规律研讨会、《资本论》研究会议、价值规律体系研讨会等一系列全国与地方性的经济研讨会,相互切磋与吸收养分,围绕经济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在商品与价值、计划与市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问题上,撰写与发表一系列文章,形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小高潮。

    1980 年底,我参加上海市经济学会组织的赴深圳、珠海特区的考察团,那一个月的调研活动,深化了我对改革开放政策、对开发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理解。当时的深圳开发刚刚揭开序幕, 尽管只有招商局负责开发的蛇口地区,几幢铁皮厂房在组装一些来料加工的电子零部件,但整个深圳已是一片热气腾腾的建设场面。从深圳的综合部门与有关企业得到的信息,这里已有从引资、土地、税收、市场等一系列过去难以想象的优惠政策与特殊措施。从广州至珠海的公路两旁,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商店与作坊, 让人深感特区已开始释放出辐射效应, 显示出珠三角之商业繁华已领先于全国。考察回来,将印象化为文字,以经济特区“特”在哪里为主题,连发“特区行”的系列文章于报刊上。以课题组名义刊发的一篇综合性的考察报告,还成了《人民日报》详细报道特区经济的第一篇长文。

    1983 年春节后,我陪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孙怀仁教授赴京,参加全国“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尽管“六五”时期已过去两年,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来之不易。在这次会议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雍文远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正式成为“六五”规划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五家承担者之一。在之后的两年之内,我作为雍文远教授的副手之一,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课题写作,书稿融入了雍文远教授多年探索的思路,加上课题组众人的努力,终于在规划期内1985 年底,以《社会必要产品论》之名出书。由于书中的清新观点与新颖结构,特别是其中倡导的经济改革精神,受到了社会的充分关注,并由此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接见与褒扬。

    1986 年春节之后,我主持温州经济调研课题,组织10 人队伍,花了一个月时间,深入温州。从综合经济部门到专业市场、个私企业诸多方面,在整理归纳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成《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成了国内第一本研究温州经济的专著。

    此后,我专注于商品、价值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跟踪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等。

    这些年来,先后独著、主编与副主编的著作有《计划与市场》、《社会必要产品论》、《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改革十谈》、《公有制的命运》、《国有资产管理、运行与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私营经济:现状发展与评估》、《60 年经济发展与经济学》、《江泽民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思想研究》等20 余种。在《经济研究》、《学术月刊》、《求是》、《上海经济研究》、《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专题文章400 余篇。

    1987 年,我被评为研究员。在全院研究人员的大会上,张仲礼院长以我为例强调了两个突破:一是从助理研究员直跳研究员;二是使我院从此有了50 岁以下的研究员。我的答谢词中除了感谢领导的关心,还说到我的年龄已近50,应该结束非到白发苍苍、精力衰退之时才能评上正研这种不合理的历史与体制。

    此后,我获得了一系列社会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市劳动模范、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第十届哲学学术贡献奖奖等;担任经济所副所长、所长,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会长,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会长等职务。尽管社会活动占去了我一定时间,但是,我始终把握住一点,即我的使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上,从而始终不离开科研活动。

    几十年的学术经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能领悟到不少心得,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理论研究始终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探索与研究更是如此。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特别是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倒下以后,中国举起的社会主义旗帜更为沉重。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彼岸,其间也难免会发生一些曲折和错误。

    社会上有些人士讽刺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是“嘴上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即批评理论工作者观点“随风而吹”、变化太快。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变革中走向完善的。就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来说,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现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间还夹杂着对“姓资、姓社”关系的重大突破。可以说,理论认识变化之快、之大,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师之一蒋学模教授曾经有一句名言:“我是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不断改悔”,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与变化过程之快,也吐出了在巨大社会压力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结。其实,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只有在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文化,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才能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第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应有职责。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前途的各种议论。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把中国建设事业引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航道。

    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国内外对此都有不同的评价。由于传统观念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中外相近,都认为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在国外,相当一批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打的是社会主义之旗, 走的是资本主义之路”。在国内,由于我们采取引进外资、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开放政策,又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盛况,于是又极易产生一种何不照搬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简单想法。

    我极其赞赏江泽民199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 周年庆祝会上说的那段话,即“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根本界限,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 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与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性与优越性、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一定能够产出巨大能量等多个方面,积极阐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在学术探索中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既是由于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教育环境的影响,更是由于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后的理性思考。我向往“人性解放”的理想社会,相信“物奴役人”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终将成为过去,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才能加快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三,融洽的研究集体与环境,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

    个人与集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系。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在个人,科研工作者个人的创新思维,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集体的力量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个人的任何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或者说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前进与发展,更在于个人所在的研究集体的环境与氛围,是直接影响研究人员的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有幸一开始就跨入了一个思想活跃、关系融洽的研究集体,以雍文远教授领衔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特别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承接国家“六五”哲社规划课题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和互济心,使我获得了进一步的学术熏陶。我感谢雍文远、孙怀仁等学术前辈对我的引领与指导,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许多同仁的关怀与支持。

    第四,人要有一点精神,理论探索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刻苦精神。

    有人说,社会科学研究是轻松的行当。其实,进入这个行当,就知道其中的艰辛。

    1960 年,我进入了科研部门,身处人才济济的研究环境,当时苦读苦学的动力主要在于希望能尽快站住脚跟。

    20 世纪70 年代末, 重进刚恢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动力主要在于争回“文化大革命”十年所丧失的时间。整个80 年代,应该说是我的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 读书、调研、思考、写作,那真是日夜辛劳呵,但由此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并获得了社会的承认。

    20 世纪90 年代, 尽管我已担起了研究所的领导职务, 加上多方面的社会活动,但我的科研劲头仍然不减,这主要出于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责任与兴趣。这期间,管理工作与科研活动双肩挑这段时日尽管辛苦,但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也不亚于80 年代。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探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需要的的是苦学、苦研与不怕挫折的精神。

 

袁恩桢:1938年3月出生,浙江宁波人,研究员,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经济学会会长。 1956年毕业于我校工业统计专业,同年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统计学专业。1960年毕业分配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发表论著二十余部、专业文章400余篇、论文100余篇。曾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与论文奖。曾兼任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计划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院长等职。1986年,被国家劳动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5年,俄罗斯社会科学院授予他院士称号。

本文刊登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9 期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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